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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权保障也就成为宪法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和终极目的，没有这一道德基础的宪法就不具有正当性，即便其进行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自我宣称，其所谓最高法律效力也不应被承认。
换言之，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只要是针对依申请行为提起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很难对利害关系作出否定判断。在贾焕文诉献县政府行政登记案中[41]，法院将利害关系与权利保护必要性混在一起说明理由，导致阐述论证存在不妥之处。
[19]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2018年新的司法解释同样沿用这一规定。以三需要为标准对利害关系进行识别，有法院认为依据《信息公开若干规定》第5条第6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有对其申请的信息与自身特殊需要之间的关联性负有证明义务，换言之若当事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申请信息符合三需要标准，则被判定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即不存在诉的利益。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原告资格仍然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只有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且必须符合一定的前置条件。在本文考察的一系列案件中，显然采用了广义的诉的利益概念，而实践中却出现了对诉的利益混用甚至误用的现象[3]，这就需要探讨在我国采用广义的诉的利益概念是否合适。[23]参见后向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一、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应然层面利益阐述 利害关系是用以判断行政行为和当事人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的标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益是识别利害关系的关键，由于对利害关系的标准把握呈现出扩大趋势，因而对于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利益的解读也应当符合此趋势[4]。[9]参见斯金锦：《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要件研究》，载《公法研究》2006第2期，第164-181页。[24][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8页。
因为，世俗世界的法律效力的渊源不在于法律自身而是外在于法律的道德律。斯大林在说明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时强调宪法的根本性旨在将宪法与日常立法问题区别开来，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塞进宪法里。因此，宪法（制宪权的作用）应当比法律（宪定权的作用）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王世涛，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当然，成文宪法未必明确规定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可能以默示形式存在。正如科尔曼所言，如果法律是一种权威，法律权威不能求助于法律权威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而必须求助于法律权威性之外的东西。
[10]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权不受法律约束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宪法相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的最高性。[53]质言之，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并不能当然否定其最高法律效力的存在，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43][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变动。但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否无效，我国宪法并未作明确规定。经过洛克的论述，自然法理念几乎完全融于人的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之中。当然，根据拉德布鲁赫公式，不具有正当性的宪法只有达到极端不正义程度时，公民才能行使对宪法的抵抗权，以协调宪法的安定性和宪法的正当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参见[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此外，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宪法效力的优位是基于司法裁判权的优位。
[36]可见，美国宪法中的最高效力条款迎合了美国联邦体制确立之初政治统合的诉求。最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责任属性。
[22]康德将绝对命令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要求一个人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而行为，直至其意志的准则能像一项普遍立法原则那样具有效力。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4款，对于任何排除（推翻）德国宪法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途径时，任何德国人民皆拥有抵抗权。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结合于人民的全权之中。如果仅仅由于1954年宪法对此未作规定而不承认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话，我国现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便失去了效力根据。在中世纪，高级法同《圣经》、教会的教义和《国法大全》以及自然法结合在一起，约束着人间的最高权力，也同样统治着统治者和具有主权的人民。其次，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作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这体现了宪法的政治统合功能。
但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以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来源，是否应当成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约束的对象呢？西耶斯就明确否认作为主权者的国民自身受宪法拘束，特别是获得国民委任行使制宪权的国民代表，被其视为无法规范的规范者、无限制的主权性的世界创造者。当然，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这些国家都遵循着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
[64]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由此引申出，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18]而特别代表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选举的方法产生的，选举属于宪定权，是宪法所确定的权力的运作。[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55]涂怀莹：《现代宪法原理》，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6页。[29]See Gleeson Edward Robinson, Public Authorities and Legal Liability 25(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25). [30][英]K. C.惠尔：《现代宪法》，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18]参见王锴：《制宪权的理论难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第119页。尽管宪法约束所有公权力，但行政权与司法权一般通过法律就能得到限制，而约束立法权是宪法独有的功能。
[15]参见[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页。然而，吊诡的是，主要西方宪制国家并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
卢梭认为：过去的法律虽然不能约束现在，然而我们可以把沉默认为是默认，把（当代）主权者本来可以废除的法律而并未加以废除看作是主权者在继续肯定法律有效。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宪法没有序言。
这一共同权利和理性被柯克称为基本法，构成约束议会和国王的学说，是司法审查概念的重要来源。因此，议会主权并非国家的终极权力，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
违宪审查制度是以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确立为前提。后来，罗马人在成文法规中规定保留条款的惯例，通过这种方式，某些准则或西赛罗所称谓的法律学说被上升为一种约束立法权的成文宪法，德国史学家冯·祁克称其为高级法（高于人间统治者意志的法）。因为，在理论上，宪法毕竟是制宪权的标志或者制宪权行使的结果，相对于作为宪定权的立法权，宪法仍具有优位性，因而宪法相对于法律的高级法的地位仍可证立。但在规范意义上，美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只能产生于美国宪法制定以后，而马歇尔的宪法最高的司法决定所称的宪法也只能是已经制定的美国宪法。
在美国，上述规定的目的是防范诸州侵吞联邦权威。[31]参见涂怀莹：《现代宪法原理》，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因此，在古代国家，作为组织法意义上的宪法并不存在所谓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根本法的规定指明了宪法的性质和地位，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预设了前提。
而且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并不当然具有前在或先定的效力，但可默示推定。[16]可见，作为制宪权理论的创始人，西耶斯并非盲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而是实现了对卢梭绝对主权的超越，即制宪权并不是绝对的，受法治国家根本价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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